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2013年，两高等部门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（下称“意见”）时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，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，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。

《台出现变异病毒感染者 元旦起限缩非台籍人士入境》寒风如诉，冬雨如泣。1月5日上午8时30分，贵州遵义市总工会女干部徐梅的告别仪式在灵鼎山殡仪馆举行，近千名领导干部、职工群众，自发来到这里送小梅最后一程。徐梅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，永远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路上。